打猎，尽管已不再是人类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却依然点缀着现代人的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打猎，已经成为野生动物管理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手段。
目前，中国狩猎已演变成一种高档消费形式和少数人从事的运动休闲项目。由此衍生的狩猎文化和狩猎产品，成就了相当规模的产业，并拥有众多的消费者。
自1984年我国第一个中国打猎场桃山野生动物狩猎场在黑龙江建成以来，我国已在甘肃、新疆、青海、陕西、四川等省（区）建立了20多个国际狩猎场，狩猎物种涉及野牦牛、盘羊等十几种野生动物。
是要保护还是要猎捕，是在倡导一种文明还是在滥杀无辜？
“狩猎并非乱捕滥猎，狩猎本身就是保护，”面对记者的疑惑，国际狩猎代理机构之一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产业处处长曹良说，“国际狩猎是我国引进的先进的野生动物保护理念。”按照保护生物学原理，如果种群达到一定规模，而猎捕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特别是有针对性地猎捕对种群繁衍不具贡献能力的老龄雄性野生动物时，将不足以对种群发展造成影响，对野生动物有益而无损。
猎人代理商、最早把国际打猎引入国内的美籍华人刘国烈先生就不是一位“恶人”。他把
中国狩猎网也是一种积极的保护的理念引入了中国，并带领世界各国许多知名猎人来我国狩猎，西部许多猎场的建设他也给予了很大帮助。从代理狩猎退休后，刘国烈先生依旧关心我国的狩猎事业和教育事业，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捐资用于野生动物保护，并在西部贫困地区捐建了20多所希望小学。
我国的亚洲狩猎是在保持种群数量、维护种群结构的前提下，在规定时间、地点和限定种类、数量、方式下进行的猎捕活动，通过科学测算，对病、老个体合理猎捕加以利用。
曹良说，开展有计划的狩猎活动，淘汰老弱病残野生动物个体，有助于纯洁种群，减少疾病传播和动物间无畏竞争，进而实现野生动物种群及其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他说，像鹿和羊都是群居动物，到了发情期，只有打赢了才有机会传播后代，而输了的个体在生物学上已没有价值。西北戈壁荒漠地区植被稀少，淘汰掉老弱个体，可以减轻环境压力，给强壮的个体提供生存机会。
随着生态建设的推进、公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近几年，全国许多地区不同程度地发生野生动物伤农和伤人事件，山西、陕西等重点工程造林地野猪、野兔泛滥成灾，贺兰山岩羊种群数量急剧增加。“饥饿、迁徙、疫病可以控制野生动物种群，但这是被动的方式，”曹良说，“主动的方式就要人为干预，保护稀少的、控制太多的。野生动物保护的最高境界就是维持生态平衡，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
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颁布，使我国的国际打猎活动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管理轨道，该法确立了“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并对国际狩猎场的建立、狩猎的条件、程序和监管措施等方面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国际狩猎活动得到迅速发展。与1985年我国首次开展国际狩猎时相比，2015年来中国打猎猎人数量和狩猎收入均大幅增长，由3人、7万美元增长到150多人近400万美元。可以预见，我国的国际狩猎业前景十分乐观。
“国际狩猎接待的都是高端猎人，打猎对他们来说，除了是一种文化和传统，也是一种捐助慈善行为。”曹良说，“那些濒临淘汰的个体不值那么多qian，国际狩猎的qian可以更好地保护野外种群，支持基层保护工作。”
在中国狩猎，打猎资源。猎捕一只羚牛要2.2万美元，猎捕野牦牛最贵，要4万美元。甘肃省肃北县只有七八千人口，全县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200多万元，狩猎就有几百万，成了全县最大的产业。“狩猎者每打一只盘羊能给到县上8万元人民币，”曹良说，“狩猎宣传了动物的价值。”
据悉，在肃北县，现在不仅干部和老百姓保护意识提高，不再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狩猎还帮地方建起了专职的保护队伍。新疆有8个地（州）的保护机构（保护协会）是用狩猎收入建立起来的。这支队伍在狩猎时开展导猎等接待服务，平时专职反盗猎。
资料显示，2020年，美国有1300多万16岁以上的公民参加了狩猎活动，狩猎消费金额达206亿美元。狩猎、北美洲等一些发达国家，既是一项很大的产业，又是一种文化的象征。狩猎不仅带动了车辆、猎gou等猎具的生产，标本的制作和展示，还有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餐饮服务业的兴起。亚洲狩猎俱乐部往往都拥有自己的网站和杂志，美国、加拿大的电视台还有专门的狩猎频道。许多欧美家庭都有动物挂件和动物标本。在狩猎文化品商店，消费者不仅可以买到野生动物题材的油画、雕塑和雕刻，用动物皮拼成的地图，还能买到鹿角形的蜡烛台等多种精美工艺品。一年一度的国际狩猎大会，成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盛会。
中国狩猎的主要对象是当地特有种群，而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特有物种众多。随着我国生态建设力度的持续加大，野生动物种群的日益恢复，以及狩猎活动的进一步规范和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业内人士正日益看好曲际狩猎这种先进而有效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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